荀子在论“孝道”时，用“子道”二字做了标题，是非常确切的。不仅对于他所论的“孝道”，即使对于自孔子以来的整个儒家之“孝道”，也是相当确切的。因为在家庭关系中，或在父子关系中，这主要是对于“子”的规范，主要是说“子”应当如何如何，说是“父慈子孝”，却缺乏对于“父”的具体规范，基本没有说“父”应当如何。
　　
　　鲁迅发表于1919年11月《新青年》杂志的那篇著名文章，即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，则完全换了一个视角，在这篇文章中，鲁迅说的不是“子”应当如何，而是“父”应当如何。按照荀子称儒家孝道为“子道”的逻辑，我以为鲁迅所说的，可以称为“父道”。
　　
　　鲁迅的“父道”，大致有以下三个要点。
　　
　　其一，子女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而不是父母的附庸。其二，父母与子女之间只有互爱的关系，并不存在施恩与报恩的关系。其三，为人类的进步发展，应当确立的是幼者本位。
　　
　　鲁迅将这种“父道”，即“父母对于子女”之道，归结为“健全的产生，尽力的教育，完全的解放”。而且随时准备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；此后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”。
　　
　　在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发表之前，即1918年9月，鲁迅发表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的《随感录二十五》，说的便是当父亲的不要只是“制造孩子的家伙”，而要真正成为“人之父”，不要“只会生，不会教”，而要尽到教育的责任，使“这生下来的孩子，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”。这篇文章，说的也是鲁迅的“父道”，重点是‘尽力的教育”。
　　
　　鲁迅在留给亲人的遗嘱中，兑现了自己的承诺，那遗嘱的前五条，都体现了一句话：“忘记我，管自己生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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